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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智锋 | 我职业生涯的几个一一个人的40年专栏
来源:http://daiyuncs.com  日期:2019-05-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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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

  

 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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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职业生涯的几个“一”

  【编者按】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《探索与争鸣》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,开辟“一个人的40年”专栏,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,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,对过去中国以总结、对当下中国以启示、对未来中国以期冀。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,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,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。本期推出胡智锋教授关于他职业生涯的那几个“一”,感受和体验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起伏的时代风景。

  

  2018年是我从教30周年。回望这30年,有几个“一”特别令人感到有趣而又难以忘怀。借此机会,把它们记录下来,既是对自己个人职业生涯中有意味的故事的留存,也可以从一个侧面,让人感受和体验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起伏的时代风景。

  一台戏

  1988年,我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,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(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)工作。那时我的工号是595号,可见那时广播学院大概也就有这些数量的教职员工。那时候,广播学院每年只招200多人的本科生,只有20多位硕士生。整个学校的学生不到1000人。学校共有8个系,其中5个文科系,3个理工科系。校园占地也就200多亩。学校孤悬东郊,校园旁边是臭水沟;许多道路没有硬化,貌似乡间小道。从规模和体量上,感觉这不像一个大学,而像是中学的样子。

  我去的那年,广播学院从外校引进来了包括我在内的8位研究生。一入校,大家很快就熟悉了。而校园里新来了几位年轻老师,也便很快成为一个风景。

  因为学校小,大家反而距离近。我来了没几天,学生们就已经知道,从山东大学来了一位青年教师,而且知道我是搞戏剧史的。大概我入校一年多后,就开始有热心的学生找上门来,他们想做话剧社,邀请我来做他们的导演和顾问。

  我不好拒绝学生们的热情。当时年轻,受到了当时广播学院敢想敢干的氛围的影响,也就接下来了这个工作。尽管我小时候有几年舞台表演的经验,但正儿八经地做导演,那还是第一次,并没有多少经验。但靠着初生牛犊的劲头,我在近一年的时间内,为话剧社招兵买马,招聘演员,选择剧本。

  学生们更有想象力,他们不仅用中文演绎,还想来点绝活,用英文表演。我们选择了曹禺的《雷雨》,并进行了英文翻译。处理了剧本问题,大家就开始练台词、练功。我把小时候演戏练功的招数都用到了排练中,大家便开始跟着站丁字步、练形体。随后还有人物分析,一对一排练,等等。经过差不多前后三个多月的排练和反复的磨合,我们在1990年有幸首次在第38届亚广联大会上,将这台英文版的话剧《雷雨》片段,搬上舞台。

  演出的现场是北京电影学院刚刚落成的新的千人剧场。在千人剧场的演出之前,我们刚刚从88级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招来了一位年轻女生,来作英文的报幕员。她就是后来的著名主持人陈鲁豫。她的搭档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、著名艺术家马精武老师。

  当时我们从舞台大幕的一角看出去,只见下面黑压压地一片,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、穿着各色服饰的嘉宾,齐聚一堂。只一眼便有一种莫名的压力涌上心头。初次做主持人的陈鲁豫更是紧张得看上去有些发抖。马老师在一旁不停地安抚她,不停地对词。

  就在要登台的时候,鲁豫回头看了我一眼,说:“有点怕。”我就拍了拍鲁豫,说:“没问题。”大幕拉开,我轻轻地将她推上舞台。这或许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开端之作吧!

  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话剧社,很像校园草台班子的感觉,很不正规,也没有太多讲究。但它确实留下了很多难得的时代记忆。那时的英语版《雷雨》,看起来有些奇葩,富有想象力;但也造就了不少人才,他们从这里走出。

  一门课

  

  1990年代(94年左右)在课堂上。

  1990—1991年间,我与两位教授一起为广播学院89级文艺编导专业开设了一门“电视剧专题”课。

  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任教,作为年轻老师有着强烈的开课欲望,很愿意多做一些事情。正逢电视剧在中国刚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尽管远没有达到今天的体量和规模。两位老教授找到我,知道我在1987年就写过电视剧《秋白之死》的评论。现在看写电视剧评论没有什么,但在那时候就像是电视剧的“专家”了,得到了老先生们的认可。老先生们愿意我帮助他们上这一门电视剧的课,两位老先生上一半,我上一半,也就是9周的课程。但怎么上这门课?完全没有可资借鉴、依傍的模板。

  

  2018从教三十年与老学生们欢聚,就是第一次做班主任、给他们上“秋白之死”课的89文编部分代表,前排左二是《艺术人生》创办人王峥,后排左二是89播音颜泽玉,就是他邀请我指导他们的话剧社排演了英语《雷雨》。

  那时电视剧的课程,不仅找不到现成的理论和教材,在实践上也是如此,因此案例并不丰富。想来想去,我想了一个招,干脆因陋就简,拿出来一个我比较有把握的单本剧《秋白之死》。该剧是两集的电视剧,现在看连一节课的体量都不够,但我要承担的这门课是半学期的教学任务。如何把一个单本剧变成9周的教学内容,现在看也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,但当时我竟然就这么上台了!

  我的办法是,充分发挥学生的参与性,调动他们的思考和表达。常言道“教学相长”,我是一个年轻老师,没有充分的经验,但有一个直觉:应该改变当时传统的教学授课方式,而多让学生表达。这一方面是内容本身欠缺积累的因素,另一方面也是因应了当时的活跃、开放的时代氛围。

  同时,我还兼任这个班的班主任,也想改变一下这个班级当时有些沉闷的氛围。于是,我主讲一到两次之后,便将内容切分成不同专题,如历史背景、人物分析、电视剧和历史真实(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)的比对、电视剧对原著的二度创作(如从场景、人物、叙事等维度分析),等等。大概分了四五个专题。提前一周将专题的主题布置给学生,让学生们在一周内查阅文献,下一周让同学们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。当同学们开口陈述之时,我边听,边在在黑板上为他们提炼关键词。每个同学的发言,至少被我提炼出一个或几个关键词,很快黑板就满了,所有同学都在盯着我的黑板,盯着自己和其他同学在陈述时被我提炼出来的关键词。我从他们的眼神中,感受到他们对我的提炼的认同与期待。很快,课上辩论的氛围越来越浓,原本沉闷的班级变得相当活跃而热络。

  课程最后的作业,是综合评论《秋白之死》,那时候图书馆遍布他们的身影,他们懂得了查找文献的方法和意义,在研究和思考中把握着艺术规律。更为重要的是,在查阅和寻找中他们找到了自信。一些同学的作业能够写到2000字的篇幅,而我对有些作业的红笔批阅甚至会超过学生作业本身的篇幅。

  这种尝试,那时候或许只是凭借我的一些直觉。直到1998年,我到美国访学,参与了保罗教授主持的《全球媒介》课程,才理解原来我早已采用了相当先进的教学理念,这就是研讨式的教学方式。保罗教授的这门课,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,具体说来,是将学生分成小组,让同学们根据不同的专题设计,进行文献材料准备,一到两周后拿到课堂上进行阐述,并与在场的老师、同学进行互动。这种研讨式的教学方式,现在看来或许并不稀奇,但在20多年前的那个年代里,还是相当具有创新意义的。

  

  1998年在昆尼比亚大学访学时与保罗教授在一起。

  说起这门课,至今依然令人感到欣慰,当时课上的同学们如今提起来也是念念不忘。当时的团支书,也是后来《艺术人生》的创始人王峥,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:“《艺术人生》的品质,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班主任胡智锋老师的品质。”

  

  1990-91年间给89文编班上“秋白之死”课,后排左三是《艺术人生》创办人王峥。

  一个年会

  1994年初春,我和徐舫州老师发起成立了广播学院青年电视学会。

  

  1994年北京广播学院青年电视学会成立。左一秘书罗振宇,左三徐舫州,左四作者。

  那时,我住的广播学院4号楼222宿舍,几乎成了公共场所。不管我在不在,这里都常常处于人满为患的状态。一张餐桌围坐着七八位“主宾”,徐舫州、苗棣、刘剑波、刘春、原向阳、许文广、罗振宇等是常客,至于散坐或散站在旁边的看客们就川流不息、不计其数了。从七老八十的老先生,到三四岁的小朋友,都愿意跑到我这里凑个热闹。大家在这里一边喝功夫茶、嗑傻子瓜子、看电视,一边谈天说地,时不时也下棋、打牌,一派热闹喧嚣的景象!

  饭桌、牌桌上的机智应对,抑或争论斗嘴的内容,在深夜做鸟兽散后,总觉得没能留下来,有些可惜。如能以某种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甚至留存下来,该是多么充满意趣!本着这种共识,我与徐舫州老师一拍即合,商议着打造一个学术交流平台,于是就有了这个学会的诞生。

  我们邀请了校内前辈学者专家如朱羽君、张凤铸、曾庆瑞、高鑫、叶凤英、王纪言、叶延滨教授等做顾问,并邀约了刘春、王峥、许文广、张绍刚等加盟学会,还聘请了罗振宇做学会秘书。学会成立后,很快与《北京广播学院学报》合作推出了“东方时空”研究等学术专题,在业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。

  说到罗振宇,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。1994年,罗振宇报考了广播学院的研究生,但由于政治差了2分,有落榜的风险。他打听到我正在长沙带队进行艺术类学生招生,他便向同学借了200块钱和一件皮夹克,从武汉赶往长沙。到了长沙,已经是午夜时分,实在是困乏了,在录像厅睡着了,醒来之后发现皮夹克的口袋被划开,200块钱被偷走了。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,而罗振宇只是通过他的大学老师余东升(我研究生同学)得知我在长沙招生,但并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住。于是他开始在长沙街头辗转打探。

  罗振宇从教育厅、广电厅,一直找到湖南广播电视报社,才知道老师们的住处。但当时我们已经结束了艺考招生,集体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了,当晚才能返回。我记得,那晚我们的车子快到报社的时候,我看到一个青年人正蜷缩在报社门口,我们的车子停下来,那个人缓缓站了起来,我定睛一看,竟然是罗振宇!我赶紧下车,问他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?他已经顾不上客套地对我说:“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。”我不由分说拉他进门,先到餐厅请厨师做了碗热汤面,一边吃,一边慢慢说起他的事情。

  罗振宇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攻读硕士研究生。我连夜给广播学院王纪言副院长打了长途,又给研究生处处长云贵彬老师打了电话,向他们隆重推荐了这个年轻人。王院长、云老师都是爱才之人,对年轻人的提携是不遗余力的。尽管当时我并没有得到肯定的回复,但一个月之后,成绩出来,我们从北京市争取来的唯一的破格指标,给了罗振宇。从此罗振宇进入到广播学院的大门,开启了他全新的、引人注目的人生发展之路。

  每每念此,我常常在想,当时的领导不问出处,对青年才俊的期待之情,由此可见一斑。大家真正在为年轻人的成长,不去考虑个人利害得失,更没有什么功利性考虑。对于当时家境一般,处于落寞状态的年轻人,罗振宇能够得到这么多师长的提携,这也看得出当时那个时代的一种风貌,如今想来也让人感慨和欣慰。没有那个起步,很难想象“罗辑思维”的创始人会有今天的状态;当然,罗振宇的成功,更要归功于他个人巨大的付出和努力。

  一组对话

  1997年岁末,我受命接手学刊《现代传播(北京广播学院学报)》的负责工作。前任朱光烈老师是一位资深学者,是北京广播学院最早的1959级学生,毕业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和教育部等单位任职。80年代初期,响应母校号召,朱老师回到了广播学院任教。从80年代后期,朱老师开始主编《新闻广播电视研究》,1990年国家期刊整顿之后,他又担任了《北京广播学院学报》的负责工作。此后的7年间,朱老师大刀阔斧,为杂志倾尽心力。在他任上,《北京广播学院学报》更名为《现代传播(北京广播学院学报)》。

  他与钱学森、钱伟长等若干中国顶级学者和大师都有书信往来,同时朱老师热衷于做话题的争鸣。在他主持下,在《现代传播》上进行了当时影响甚巨的关于信息高速公路、电视声画关系等问题的一系列争鸣。这些不断的讨论和争鸣,引发了大家对传媒发展历史的一些反思,对现状的一些沉思,对未来的一些前瞻性深思。

  朱老师是资深的传媒学者,而我只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学人,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资质驾驭这些复杂的争论;从个性上来说,我也不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。于是我就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,既能够传承刊物的传统和积累,又能创出一条新路。想来想去,我发现,不管是朱老师的通信还是争全球代孕鸣,都隐藏了一种“对话性”的因素。

  

  1999年参加凤凰卫视节目战略研讨会与前排钟大年、王纪言、任金州(从左到右),后排何苏六、苗棣、刘庆东、刘春(从左到右)及作者(右一)。

  在我负责刊物有了七八年的沉淀和积累之后,我发现了一个机会。大概在2003年金秋时节,我的老友刘春当时正担任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执行台长,他此前曾在《现代传播》连发了两篇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《中国电视的“盛世危言”》《CCTV,中国电视的航空母舰朝哪里开》。刘春在当时对传媒发展的新的时代有敏锐判断,思想深邃,同时媒介经验又较为丰富,是青年才俊的代表。我希望借助他的重要的思想观点,来对业界和学界做一个更具有前瞻性指导意义的提示,于是向他邀约了一篇打算在2004年发表的新论文。但是,刘春说他当时正做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负责工作,写文章不是他的主要任务,自己精力也有限。他提出可以坐下来聊一聊,进行一个“对话”。我觉得创意很好,于是带着当时还是实习编辑的研究生张国涛,去凤凰卫视在北京的办事处,与刘春进行了一次灵动的对话,题为《会诊中国电视》,并在2004年第1期的《现代传播》推出。

  这个对话的推出,犹如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,很快成了业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一个对话,它的转载和引用量现在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记录。那次对话成为未来几年之内,很多高校的研究生考试的试题素材。

  基于这次对话的成功,以及我多年以来的相关摸索,在那之后,我沿着这个思路,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定的“对话”模式。由我本人作为《现代传播》的主编,与来自业界的代表性人物,做分析传媒发展状态的“年度对话”。一是对过去一年传媒发展做全景式的“梳理”,二是对中国传媒的新形势和现状做“定位”,三是对未来可能的发展新景观做“预测”。这个对话一做就是15个年头,邀请的对话者既有广电的领导,也有一线的广电掌门人。

  

  20我的代孕15岁末,与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(时任电影局长)进行《现代传播》2016年度对话。

  在对话中,我们几乎涉猎了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方方面面,如政策、体制、管理、运营、教育、文化,等等。在对话中,除了新的资料、案例的发掘,还提出了若干新的观察、新的概念、新的表达、新的范式。这些年度对话,成为中国广播电视发展非常灵动的记忆。尽管2017年的对话结束之后,我离开了《现代传播》,但已然留下的15个对话,成为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的鲜活记录。

  

  2016年夏与哈文、李咏夫妇参加网综发布会。

胡智锋 | 我职业生涯的几个一一个人的40年专栏

  这15个对话,也表达了我们对传媒发展记录方式的一种理念:我们不拘泥于业界管理者、从业者的单方面表达,也不是学者的单方面表达,而是一种在互动中完成相互提升、相互印证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。这对传媒学术、传媒事业的发展,在思想和观念的引领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笔,成为传媒时代风云变幻的记录,成为大时代涌进中的一种令人欣慰的深刻痕迹。

  一个学科

  我曾供职的北京广播学院长年的办学功能和目标,是为广播电视行业输送人才。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发生了巨变,特别是高等教育开启了全新的探索,高校“学科建设”的理念慢慢占据主导,各个高校开始了学科竞争和学科比拼。

  经历了几十年本科教育发展的积累,北京广播学院面临着飞跃的需求。在1994—1995年间,我们在已有的本科专业力量基础上——最主要是来自于文艺系的文艺编导专业,再加上广播电视文学专业,还有部分播音主持专业——开始整合出“戏剧影视文学”学科。我们开始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招生,学校的曾庆瑞教授、张凤铸教授、高鑫教授等知名专家教授、学科带头人,承担了该专业招生和研究的任务。我本人协助张凤铸教授主编了《中国电视文艺学》,参与了电视文艺学的构建工作;参与了曾庆瑞教授的广播电视文学的创作义诚代孕和研究工作;也为高鑫教授的电视艺术学的构建而鼓与呼,还与高鑫教授一起参与了52集大型专题节目《电视艺术欣赏》的编创工作。

  

  1990年与广院文艺系主任张凤铸教授等迎接军训学生。

  1997年国家要进行学科目录的调整。广播学院在戏剧影视文学的基础上,依托当时的校长刘继南教授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魄力,以及学科点上各位老师的努力,大家一起推出了一个基于北京广播学院特色的全新学科——广播电视艺术学。这个学科的构建,在当时既基于文艺编导等有一定历史积累的本科专业,也基于广播电视文学等较新的本科专业,还依托于虽然时间不长但不可小觑的戏剧影视文学硕士专业。我们竟然一次性地获得国家的认可,一举获得了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点、硕士点。

 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北京广播学院始创的学科,也是学校多年沉淀的一个结果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延伸,而是创造性的开始,也是敢为天下先的尝试。

  我在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创建过程中,参与了论证、推进工作,我也是广播电视艺术学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。在2001—2002年间,我们又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,那就是新中国第一次“国家重点学科”的评审。接到评审通知,刘继南校长做了精心的准备,决定我们拿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去竞争。新闻学我们有半个世纪的积累,但广播电视艺术学我们的积累时间并不长,而我们的对手却都是艺术学科的传统名校。

  记得教育部组织答辩的地点是在友谊宾馆。我当时正面临博士论文的写作;我的爱人也正在怀孕而且反映很强烈,每天呕吐不止,我要照顾夫人和没有出生的孩子;同时我的父亲当时患重病正在住院,等待手术。可谓家里家外诸事缠身。

  

  1998年与友人一起。这应该是我参加国家重点学科答辩时穿的那件红色西服。

  刘继南校长认真研究了我们的对手,感受到参加答辩的对手院校和答辩人过于强大,几乎重庆代孕医院都是大家、名师、掌门人亲自参与答辩,包括中央戏剧学院的老院长徐晓钟先生,中央美术学院的老院长靳尚谊先生,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于润洋先生,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先生,北京师范大学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的黄会林先生,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领头人、副校长董健先生,东南大学的全国艺术学科召集人张道一先生,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先生等。

  而“国家重点学科”评审中给艺术学科只留了三个指标,如此看来,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把握,最多也就是“重在参与”吧!要知道,我们当时连一届博士生都没培养出来,我们与名家云集的老牌名校竞争,怎么可能有胜算!所以当刘继南校长决定让我来做主答辩人时,我毫不犹豫地予以了婉拒。之所以我在打退堂鼓,是因为毕竟从学科实力对比,以及我的学业和家事角度来说,当时压力实在很大,也确实分身乏术。我也深知,答辩如果能成功,将是学校的集体荣誉,我不过是个参与者;而如果不成功,那么我个人或许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,作为一个年轻人,我认为自己经不起这样的重压。

  但面对我的推脱,一向果敢的刘校长坚决不让;校长的多次激将和重压,也让我无法拒绝,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挺进了。我当时没有博士生,只有硕士生张国涛给我做一些辅助性工作。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几次彩排,我找到了一些思路,逐渐认识到我们只能够在“面向未来”这个角度发力,谈广播电视艺术在当时和未来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,以此来证明学科的必要性;以学科对国家和社会的战略性发展需求的不可替代的贡献,来反推我们的学科发展历史和积累。

  我记得去友谊宾馆答辩之前,刘校长对我的着装也专门予以了提点。我曾经穿过一件红色的西装,没想到校长对此竟然有着很深的印象,建议我答辩当天一定要穿那件红色西装。

  数月后,当得知北京广播学院的广播电视艺术学,成功挤进艺术类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之列的喜讯时,全校欢腾!历史相当短暂的广播电视艺术学,就此一飞冲天!

  事后,刘校长意味深长地跟我聊起她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。之所以坚决地选我做主答辩人,是因为她看到了我们的对手,大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类名校,以及这些名校传统艺术类学科的资深专家学者。简而言之,比历史、比沉淀、比厚重、比积累,我们的广播电视艺术学绝对是弱项;而比现实、比需求、比规模、比未来,我们的广播电视艺术学,或许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和空间。让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,代表这个年轻学科去竞争,这本身就是一种巧妙的策略。而特别让我穿上红色西装,恰恰表达出这个学科的一种富于朝气、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气质与形象。

  当然学科建设和设立并非一日之功,在学科构建的过程中,我们做过大量的基础性工作。例如,我在1991—1992年间,经过一年的努力,完成了基于电视本体,并涵盖电视艺术、电视非艺术样态的全新的电视美学理论框架搭建,开启了电视研究的分支学科“电视美学”。

  当年写《电视美学》的过程也是一波多折,充满风险。那时学校电视系学术委员会决定推出大型学术著作——《中国应用电视学》。讨论框架时,确定了“电视美学”的专章,而这一专章的写作就交给了宋家玲教授。宋家玲教授是著名的剧作家,在电影创作领域有极高的成就,已经成功地推出了《周恩来》等作品。当时宋老师觉得自己忙于实践,脱不开身,于是找到我,希望电视美学部分的主要篇幅由我来完成。面对这一邀约,我倍感压力山大。其一,对于电视,我也接触不久,在这方面与一般观众的认知水准差异不大。其二,我是做话剧史研究的,美学是我的功课中相对比较弱的,理论储备不足。因此,我一方面感谢前辈的信任,但另一方面对能否完成好这个任务完全没有信心。

  幸好在截稿期前,有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间准备。那时我正在北京燕山石化化工一厂挂职锻炼,每周只有一天回到学校,其他时间都在厂里。于是,我在每周一天的回校时间里,把影视领域相关著作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卷的文章,以及美学经典著作,搜集来集中阅读,有些材料我还带回厂里插空学习。在近八个月的时间里,我认真地阅读了数百万字的文献,观看了上百个电视节目,做了大量笔记,在脑海中初步形成了未来电视美学的理论框架。

  电视美学和传统艺术的美学有着不小的差异,因为电视内容中多半是新闻和纪录,不完全是艺术,这让人难以把握。此前也有个别专家提及过电视艺术美学,但还是沿着传统艺术美学的路数进行演绎的。而我首当其冲的是要面对电视的特殊内容对象,进行全新的理论架构。也就是要构建既包含电视“艺术”,又包含电视“非艺术”形态的整体电视美学。而这是没有任何现成框架可以借鉴、运用的,必须全新构架。

  如果研究成功,这将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电视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,我自然明白这其中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学科意义。但如果做不成,一定是失败的记录,这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,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冒险。接还是不接?在八个月的准备中,我常常陷入这样的纠结。当然最终还是咬牙接受了这个挑战。

  在结束了燕山石化近一年的锻炼之后,回到学校已经是暑期了。离交稿只有15天时间。怎么办?必须开启“白加黑”的写作进程。于是我连续12个通宵奋战,几无睡眠,至多是中午象征性地睡个把小时;每每困倦疲劳至极,就靠水房里一盆一盆的冷水,从头浇到脚,以保持清醒。当16万字的稿件写完之时,我再也撑不住了,瘫软到床上,接下来是连续三天高烧不止。今天来看一个当时27岁的年轻人写下的文字,有时想想自己也为自己感动,因为后来琐事日益增多,再能有在连续的时段里,保持顺畅的气韵笔耕不辍,这种情形很难再现了。

  

  作为特邀嘉宾,与曹璐教授参加白岩松第一本书《痛并快乐着》出版座谈会。

  回首过往,可以说,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,没有平等对话、自由言说、开放包容的观念和风范,没有敢想敢干、敢为天下先的创业激情,没有把“事”当“事业”来做、没有真诚负责、没有为历史留存值得留存的记忆的情怀,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。

  且以这些片段式的记忆回望,留存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伟大时代的一些个人化但又亲切而温暖的记忆。

  “一个人的四十年”专栏回顾

  叶书宗 | 我为还布哈林以历史清白所做的工作【“一个人的40年”专栏之五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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